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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月底，全國有17個省市公佈了確切的查處廳級官員數，其中廣東力度最大，查處了38名廳級官員，貴州可能最少，兩年查處了7名廳級官員。
　　文_本刊記者 徐浩程
　　新年伊始，江蘇省紀委亮出了自己的“成績單”：2013年立案10387件，查處地廳級官員13人。
　　2013年的前5年，江蘇才查辦17名廳級以上官員。所以，在1月13日江蘇省委首場新聞發佈會上，江蘇省紀委不吝給自己一個贊——“近年來力度最大”。
　　這幾個字不僅適合江蘇，也適合很多地區。2013年，在中央紀委“打虎”的示範、帶動下，各省紀委加大了查辦案件的力度，查處廳級官員明顯增加。
　　廉政瞭望記者收集統計各省紀委通報發現，截止1月底，全國有17個省市公佈了確切的查處廳級官員數，其中廣東力度最大，查處了38名廳級官員，貴州可能最少，兩年查辦了7名廳級官員。
　　這些落馬的廳級官員，除一把手或者實權部門任職者外，部分在政協乃至一些協會任職、接近退休，“平安著陸”的官場期許被打破；大部分落馬廳官涉及土地案件，金額較大。
　　力度與區域無關
　　17個省市中，落馬廳官在個位數的除貴州之外，還有福建、浙江、海南、江西4地，全為東中部省份。安徽僅公佈稱其巡視組發現4名廳官違紀違法問題，
　　這並不意味東中部省份反腐力度就小。除廣東查處最多廳級官員外，江蘇查處了13名廳級官員、河南查處了18名。
　　總體來看，各地查處廳官數，基本上延續了以往的基數：貴州、福建、浙江等地多年來查處廳官基本在個位數，而山西、河南、廣東等地多年均有十餘名廳官落馬。
　　這種延續一定程度上與區域腐敗程度有關。有一些發達的地區，如果其產權保護程度和合同履行程度好，那麼腐敗的空間就會相應變少。但另一方面，“制度落後於增長，在快速發展的經濟體非常普遍。因此，我們會看到一些經濟水平比較靠前的省份腐敗程度更嚴重。”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聶輝華稱。
　　當然，也有些地方落馬廳官數變化很大，這正是反腐力度的直接表現。2013年，17個省市中重慶、湖北、江蘇、四川等地查處廳官數增加的幅度最大。其中，四川省紀委查處的廳級幹部有20名，同比上升26.7%。
　　這些地區的一個共同點是，在中央紀委“打虎”中，均有省部級官員落馬。以湖北為例，2013年落馬的19名省部級官員中，有2名是湖北的。相應湖北在去年上半年就查處了17名廳官，超過了2012年全年查處數。
　　從湖北省紀委公佈的信息來看，這17名廳官絕大多數與被查處的省部級官員並無直接關係。不過，“中央紀委的反腐指向，讓這些地方紀委感到了壓力，需要加大查案的力度以與中央保持一致。”相關專家分析稱。
　　廣東2013年颳起的反腐風暴雖然落馬廳官數與往年持平——廣東省紀委連續四年均查處了38名廳官——但作風更凌厲。
　　從2013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短短一周時間，廣東省紀委連續公佈原廣東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呂英明、原揭陽市委書記陳弘平、原深圳市副市長梁道行等3名廳官被調查，極為罕見。
　　這與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重拳治粵、“嚴打老虎”不無關係——2013年年初，胡春華在他主持召開的第一次廣東省委常委會上就明言，對腐敗零容忍。有媒體繼而分析稱，廣東過去一俊遮百醜，以經濟發展總量冠絕全國掩蓋了腐敗問題。此次胡春華在掀起反腐風暴，已下定決心要揭開一些蓋子。
　　多數為高學歷人群
　　記者收集、梳理了去年落馬的近百名廳官簡歷，發現其中大部分為高學歷人群。
　　以廣東省查處的廳官為例，除了部分學歷不詳之外，原廣東揭陽市委書記陳弘平，原廣東省雲浮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馮湘勇，原增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劉榮照等十餘名廳官均為研究生以上學歷，占比接近一半。
　　2013年4月被調查的廣東韶關市副市長尚偉，一路攻讀至博士，8月被調查的廣東省原科技廳廳長李興華不僅拿到管理學博士學位，還數次到美國的大學做訪問學者。
　　這既與許多官員將高學歷作為仕途晉升的砝碼、在職博士泛濫有關，也與前幾年大批博士進入黨政機關有關。
　　不過顯然學歷的高低，與道德情操、法律修養的高低，沒有直接關聯。
　　就年齡分佈而言，這些落馬廳官身上有著鮮明的時代烙印，60後官員占絕大多數。他們大多在改革開放後走上領導崗位，經過層層選拔主政一方，或為所在部門“一把手”，或為分管一攤的“二把手”。
　　他們在行政審批、政策獎勵、國有資產拍賣等幾乎每個環節都在權力尋租。
　　廣東省國土廳原副廳長呂英明落馬，就與採沙審批權有關。據廣東檢察院披露，2008年至2012年，呂英明違法為商人盜採河沙提供保護傘，致使國有資產流失8個多億，其受賄所得不低於2000萬。
　　人事任免上的腐敗也不少。據媒體報道，包括陳弘平在內的三名揭陽廳官落馬，均與此有關。“三人都是潮汕地區本土系官員，在當地浸淫多年，已經形成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
　　2013年，各地查處的廳官中還有一個群體值得註意——部分官員臨近退休或退休後“晚節不保”，比如62歲的湖北省原財政廳副廳長周順明，以及64歲的深圳市原副市長梁道行。
　　周順明2011年已經因為年齡原因改任湖北省資產評估協會和省政府採購協會會長，梁道行也在2009年辭去深圳副市長職務，任深圳大運會執行局局長。兩人按照“官場慣例”均算已經“平穩著陸”，但卻先後被查處。
　　除了周、梁二人，另有多名50後官員也是臨近退休被查處，他們大多在人大、政協工作。
　　也有年輕的。被重慶查處的原永川區副區長董乃軍就只有39歲，尚偉被查處時也才43歲，多名官員對其評價都是“工作能力突出”、“年輕有為”。
　　大部分涉及土地案件
　　尚偉任韶關市副市長時，分管的大部分工作都和土地開發相關，出事也與此有關。
　　據媒體報道，韶關市有個知名房地產開發項目，房產開發商找到尚偉求助。尚偉收了數百萬元賄賂，但答應的事情卻沒有辦成，結果東窗事發。
　　類似尚偉這樣涉及土地開發的落馬廳官，2013年不在少數。土地開發中，究竟有多少個環節存在貪腐可能，郭超案或許可資借鑒。這名合肥市人大原副主任在擔任合肥高新區管委會主任期間，為他人在減免房產稅、土地使用稅、土地出讓、變更土地用途等方面謀利，受賄近600萬。
　　翻開安徽省黃山市原政法委書記汪建設400餘次受賄記錄，共計500多萬的受賄額中有八成來自房產開發、裝修行業，幾乎囊括了黃山市區主要房地產類企業。
　　放眼過去十年，中國GDP很大程度都靠固定資產投資拉動。除了賣地蓋房，城市化過程中的大工程、大項目也居功至偉。這些動輒投資幾十億的項目在為官員政績加分的同時，也給尋租提供了更大的溫床。
　　廣東省揭陽市原副市長鄭松標操辦的揭陽潮汕機場，為他日後的落馬留下禍根。公開報道顯示，廣東紀委基本確認鄭松標在機場建設中謀取巨額私利。頗為諷刺的是，2011年，鄭松標因推進機場建設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1994年，深圳寶安區政府先後投入40億建造填海工程，時任寶安區區委書記的梁道行違反深圳市招投標規定，將約3億元的工程指定給一名顏姓商人承包。其後，此人還當上寶安區政協常委、深圳市人大代表。
　　梳理2013年各地查處的廳官，巡視組的作用開始凸顯。
　　重慶落馬的24名廳官中，至少3名是由巡視組發現的。福建5個巡視組2013年移交案件線索63條，立案查處了1名廳級幹部、5名縣處級幹部。
（編輯：SN086）